主编周记：中国式理性饮酒与中国式美好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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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期间，伴随着海量温情资讯的催泪弹，各种暖心的理性饮酒科普暖贴也在满天飞，但纵然如此，酒驾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，报端上还是出现了八岁男孩急性酒精中毒的新闻。为什么全社会对不良的饮酒风尚深恶痛绝，但因不理性饮酒而导致的酒精危害事故却屡禁不止？
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饮酒风尚是体现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特质的一面镜子，而笔者认为，它本质上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极限形态，不同生活方式下人们有不同的饮酒习惯，然而理性饮酒作为美好生活方式的共性特征却是一致的，尽管理性饮酒的内涵和方式也各不相同。

按照世界通行的方式，理性饮酒首先是要适量饮酒。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参考数据，每人每天适量的酒精摄入基准量，男性是25-30克，女性是15-20克，折合白酒是50-60克，葡萄酒为200克左右，但每个人的体质对酒精的耐受度不同，所以具体适宜的酒精摄入基准量也各不同。白酒行业还有一个“醉酒度”的研究，根据整体性、模糊性的逻辑学认知，提出不同品质的酒，即使同一个人在相似的情境下引用不同品牌的等量的酒，饮酒的舒适度和醉酒的程度也各不相同。因此，适量饮酒从分析学的角度看，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，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经验作出基础性的判断。

理性饮酒其次不要危害他人，酒后驾车危害公共安全，诱劝未成年饮酒致死致残，以及酗酒危及他人生命、酒后聚众斗殴危害社会治安等等，都是全人类共同抵制，甚至通过法治手段明令禁止的。这是理性饮酒的底线，全世界的认知都是统一的，但在中国，陋风陋习仍有残余，呼吁全社会共同抵制，也希望相关的法治也能逐步健全，并再次呼吁，对于诱劝未成年者也能像酒驾入刑那样得到强力制止。

理性饮酒的另一层含义，是饮酒与工作的关系。酒是社交的融合剂、催化剂，推杯换盏之后，人们的距离彼此拉近，看似不好沟通的事情都开始变得可以变通。此时，酒又成了人们推进社交工作效率最有效的工具之一，于是乎各种商务用酒应运而生。大部分人在酒后的沟通和决策具有非理性的色彩，尽管许多决策本质上也是非理性缔造出来的，但它一定是有先决条件的，那就是酒要适量，决策本身也是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。不仅在商务领域，在个人社交，以及政治、外交的活动中，酒都是一把双刃剑，适量饮酒方能趋利避害。

不过，理性饮酒最富有色彩的，是酒的情感文化属性，不同的理性饮酒习惯体现出了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。尽管西方的酒神精神是以“悲剧精神”为基调，但理性饮酒的习惯是建立在科学分析量化的基础之上，并表现为递进的仪式感。中国的酒文化却是以“合欢”为基调，既有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的欢快，有“潦倒新停浊酒杯”的沉郁，也有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的通透，其最高的形态是哲学和艺术的自我体现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诗歌、书法、戏剧等等许多艺术创作都是在微醺的状态下完成的，而饮多少酒才到微醺，抑或多少量是在理性范围内，从《起居注》到《红楼梦》都有零星的记载，但流传更广的却是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和武松饮下十八碗酒后景阳冈打虎的豪饮。

为什么豪饮为成为中国酒文化最具影响力的的一脉酒风？在《论语》中，有孔子“唯酒无量不及乱”的记载，《孔丛子》也有“尧舜千种，孔子百觚”的论断，认为酒也是检验一个圣人的总要标准。曹植甚至在《酒赋》认为，“庶民以为欢，君子以为礼”，酒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是不可或缺的。

所以，中国式的美好生活离不开中国式的理性饮酒，它的内涵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，在这一点，中西方基本相同又略有差异；它也有情文化属性的一面，中国人倡导酒以合欢的快乐文化，因此才有了“盛世酒兴”的历史传统。

总之，中国式美好生活，离不开中国式理性饮酒，祝愿所有网友和酒民在新的一年，宁可喝的少一点，也要喝好一点，理性饮酒，畅享美好生活。